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制裁伊朗央行行长及另一高官

发布时间:2021-09-21 07: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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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这一年,5个人,多少新鲜事

  新华社长沙9月19日电题:这一年,5个人,多少新鲜事

  新华社记者丁锡国、袁汝婷、刘芳洲

  三湘大地,气象更新。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这样强调。

  一年来,变迁之歌嘹亮而绵长,此山此水此人有多少变化的新故事?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近5个普通湖湘儿女,听一听他们的新鲜事吧!

  【镜头一】“海牛”入海

  57岁的万步炎一头白发,他说这是“大海的馈赠”。

  万步炎每年都有几个月在海上度过。有时累了,就在甲板上枕着矿泉水瓶打个盹。这位湖南科技大学海洋重点实验室主任,被称为“‘海牛’之父”。

  2021年4月7日,我国首台“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在南海2060米深海海底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

  海洋中有丰富矿藏,通过深海钻机钻探取样,可以研判储量、品位和矿体形态。

  1999年,万步炎第一次随科考船出海,船载着一台花重金从国外租来的钻机,漂了一两个月,一个样品也没取到。

  从0到1,只能靠自己。不久后,万步炎率团队自主研发。那些年,他常常干到凌晨两三点。

  2003年,我国首台深海浅层岩芯取样钻机在海底下钻0.7米,获得首个岩芯样品。

  0.7米、2米、5米、20米、60米、231米!万步炎带领团队,从落后国外数十年,一路跑至全球领先。

  2021年,关键技术完全自主研发的“海牛Ⅱ号”,以125项国家专利、4项国际发明专利,在一片深蓝里,刻下自主创新的志气。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年来,湖南坚持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2021年上半年,湖南共实施111个科技创新攻关项目,总投资200.8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2%,高出GDP增速10.5个百分点。

  【镜头二】游子归来

  在外漂泊十几年的木工陈辉,决定回家。

  陈辉在东莞过了十几年戴口罩上班的日子。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具厂设备落后,空气中飘浮着大量灰尘。

  为了给孩子办开学手续,他回到老家湖南郴州桂阳县。手续办完,陈辉听说县里建了个产业园,去转了一圈。

  没过多久,他和妻子就从东莞辞了工,来到落成不久的湖南广东(桂阳)家居智造产业园工作。

  这一年,夫妇俩月收入超过1.5万元。他们在县城买了房,下班回家只需10分钟,最近打算买车。

  在陈辉工作的湖南楚荣家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也是返乡游子。2016年,这位东莞桂阳商会会长看准了家乡的区位优势,回乡建厂。

  地处湖南“南大门”的郴州,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这两年,大批广东家具企业入驻桂阳县,在产业园开工落地的已有53家。

  产业在转移,更在转型升级——

  宽敞明亮的无尘车间里,是120米全自动生产线。陈辉再也不用戴口罩上班了。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更加重视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更加重视催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一年来,湖南充分发挥连南接北、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以承接产业转移激活发展动能,区域协调发展蓝图铺展,前景可期。

  【镜头三】渔民“转身”

  人生的下半场,曾经的洞庭湖渔民刘明安决定换个方式与洞庭湖相处。

  他出生在渔民世家,16岁开始打鱼,一年大多时间住在船上。

  坐拥“一湖四水”的湖南,97.6%以上面积属于长江流域,在维护长江中下游生态平衡中至关重要。自2020年1月1日起,洞庭湖开启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渔。

  “上岸了,我能干什么?”刘明安担心退捕后没了生计。许多渔民有同样顾虑。

  提供社保、办招聘会、设置公益岗、免费技能培训……当地政府想了许多办法。刘明安虽不大情愿,终究还是上交了渔船。

  专场招聘会上,刘明安对一个收入稳定的公益岗位心动了。2020年下半年,他成了益阳市资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渔政中队的护渔员,每日驾船巡湖,监督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科普禁渔的意义。“如今水质明显好了,跳出水面的鱼都多了。”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做好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推进长江干支流沿线治污治岸治渔,做好渔民转产安置和民生保障工作。

  2020年,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资沅澧四水干流108个监测断面全部达到或优于Ⅱ类;截至2021年9月,湖南2.8万余名退捕渔民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1.9万余人全部实现转产就业。

  【镜头四】小店圆梦

  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非洲咖啡街”,咖啡师景建华的店在醒目的街角。店面不大,生意却跨越万里。

  高桥大市场,是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核心区。2020年8月,非洲咖啡交易中心在此建成投入使用,景建华的咖啡贸易版图由此起笔——

  过去,要想采购非洲咖啡豆,只能通过沿海贸易商订购,成本高,货源也不稳定;如今,市场组织企业与非洲咖啡庄园直接沟通选品、线上下单。

  2020年冬天,景建华完成了第一笔非洲进口的咖啡豆订单,来自“咖啡的故乡”埃塞俄比亚。

  中国市场是咖啡消费的蓝海。信心满满的景建华开始盘算年内开10家连锁店。“可以直接面对原产地选品议价,成本降了30%,这就是我的底气。”

  从业23年,这位咖啡师始终有个朴素的梦想——以好喝又便宜的咖啡,让更多人拥有“咖啡自由”。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

  即将于长沙召开的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邀约采购商已突破5000人。今年1月至8月,湖南省对非洲进出口248.7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3.7%。

  【镜头五】心愿启程

  22岁的向树芬即将开启人生新旅程——她要上大学了。

  这个湖南湘西州的苗族女孩,7岁丧父,母亲出走,和爷爷、奶奶、妹妹相依为命。她考上过县城最好的高中,却因交不起500元学杂费而辍学,从此背井离乡,辗转打工。

  几年后,一个叫慈爱园的地方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

  慈爱园是湘西州为解决散居孤儿困境开办的福利机构。园长张薇听说向树芬的经历,给正在餐饮店端盘子的她打电话说:“到慈爱园来吧!我们帮你回学校念书。”

  向树芬咬牙埋进心底的求学心愿,就这样苏醒过来。2016年7月,17岁的她入住慈爱园,不久后,进入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

  今年5月,向树芬顺利通过专升本考试,考入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将于9月24日入学。

  不久前,在“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十八洞村的党旗下,她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就是想回报社会,没有党的政策,就没有我的今天。”

  16岁那年,在外打工的向树芬写下座右铭: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22岁这一年,她立志成为一个撑伞的人。

  【画外音】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让每一个群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自2020年起,湖南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在中央财政资助范围之外,为非贫困家庭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按475元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参保费用由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资助。

【编辑:苑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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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贿行贿如何一起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1.9.20总第1013期《中国新闻周刊》

  9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下称《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也都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过部署,但对受贿者的查处力度高于行贿者的局面长期未有改观。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助理研究员罗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出现“重查受贿者,轻查行贿者”的局面,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与刑事犯罪等相比,职务犯罪的隐蔽性比较强,往往没有犯罪现场。行贿人被调查时,他们一般都说自己是被索贿,受贿者一般会说自己是被动受贿,双方各执一词。在法律层面上,对行贿人的认定存在困难。如果没有行贿人的配合,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会有很大难度。其次,很多行贿人都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对当地的经济指标和就业率贡献大,办案过程中既要查清民营企业相关涉案人的问题,又要尽可能避免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两难”局面。

  斩不断的“围猎”利益链

  早在1999年3月4日,最高法、最高检就联合颁布《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规定,要对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向党政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等七种行贿犯罪行为严肃惩处。

  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严格了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件,明确行贿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017年10月18日发布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五次全会连续两年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利益链。

  尽管早有规定,但在实践中,行贿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过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至2019年间,全国法院公开的一审受贿案件裁判文书9233件,而同期公布的全国一审行贿案件仅3322件。

  此次六部门《意见》指出,要清醒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一个动因就是行贿人的行贿动机并未有效遏制。十八大以来,历次出台的反腐败政策,打击的重点对象还是受贿的公职人员,随着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越来越多的政商同盟、官商勾结变得更加隐蔽和巧妙,这种现象的背后,行贿人力图通过提高腐败的安全性,说服诱使受贿人是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行贿者为了取悦公职人员,以“雅贿”等方式投其所好,可谓“精准行贿”。

  2015年 2月28日上午,山东东营中院公开宣判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倪发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一百万元。倪发科有“玉石省长”之称。一些老板投倪发科所好,其中安徽大昌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吉立昌最为典型。

  中纪委官网发布的《倪发科违纪违法案件剖析》一文披露,倪发科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或商场看一看。

  倪发科案的判决书显示:2006年9月至2011年年底,倪发科曾先后11次收受安徽大昌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吉立昌所送黄金制品、玉石、玉器等物品143件。2018年6月27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则刑事裁定书显示,吉立昌被判处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大昌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被判处罚金4600万元。

  毛昭晖称,从查办腐败案件看,要拿下受贿人,主要以行贿人的口供作为突破口。长时间以来,以为把公权力控制住,就能解决腐败问题。在这种意识下,为鼓励行贿人主动投案,办案机关往往采取同意减轻或免除他们的法律责任,甚至允许他们此前靠行贿等手段获取的招投标项目等不正当利益予以保留。这一现象导致十八大后行贿人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对行贿人而言,不敢行贿的震慑作用并未充分发挥。

  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明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在过去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如果对行贿者查得过于严厉,他们就很难去检举腐败官员,这也是纪委监委办案时左右为难的顾虑所在,也是造成长期以来“重查受贿者、轻查行贿者”局面的最大症结。

  南方一位市纪委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来,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多起律师向法官行贿的情况,为了尽快突破案件,较少对行贿律师采取惩戒措施。“《意见》出台后,应依法依规将行贿律师移送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

  行贿者中,民企老板占了很大比重。3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称,杭州近三年查处的行贿人中,企业人员或个体户占比达88.4%,不少行贿人是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

  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族远因敢于行贿而著称。在2007年审理的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案中,陈族远行贿金额3200万元,在涉案的12个单位和个人中排名第一,占胡星受贿总额的80%,《云南法制报》曾援引当地民间说法,戏称其为“行贿状元”。最终,胡星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陈族远却离奇全身而退。

  8年后,他再次因敢于行贿进入公众视野。在2015年审理的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受贿案中,万庆良被指控受贿1.1亿余元,其中陈族远以5000万元行贿款,占到万庆良受贿总额的近半壁江山。此外,他还曾向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罗欧行贿人民币90万元、港币100万元。

  2018年6月,陈族远因犯单位行贿罪,一审获刑4年。值得注意的是,陈族远向万庆良行贿的5000万元,源于其遇到了“政治骗子”。在万庆良2014年6月底被调查之前,陈族远有半年时间去向不明。2018年6月28日,陈族远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庭审时,陈族远称,那段时间,他听闻万庆良被调查,为了帮助万逃避组织调查,他频繁前往北京与一个名为欧阳荣华的人会面,目的是与其商量如何通过行贿来“联络”中央领导。经万庆良同意,他向欧阳荣华支付了5000万元。

  万庆良与陈族远对其有“游说中央领导”并“帮己脱罪”的能力深信不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欧阳荣华设下的骗局。2014年6月15日,陈族远向中纪委交代,他找欧阳荣华帮万庆良“摆平”组织调查的事。12天后,万庆良被查。

  南方某城市一位区纪委监委宣教室工作人员,有长期的一线办案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时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重查受贿者,轻查行贿者”的主要原因在于,行贿人一般不是党员或者监察对象,适用党纪法规有局限性。行贿人一般以企业老板居多,从反腐败覆盖的范围来讲,民营企业反腐与体制内反腐脱节,没有形成互动衔接。极少数民营企业,通过行贿攫取资源,甚至潜意识里,必须通过行贿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经济建设参与空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私企老板被纳入监察对象。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施行。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对其采取留置措施。

  《意见》明确了查处工作的重点: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行为。

  上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还强调,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施策,分类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在对行贿人提出处理意见时,不仅要考虑行贿金额、次数、发生领域,还要考虑行贿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过态度、退赔退缴等因素,精准提出处理意见。

  惩处行贿人仍面临多个难点

  《意见》强调,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行贿人黑名单”,最早发起于浙江宁波北仑区。《宁波日报》报道称,2002年初,北仑区检察院将1998年以来查处的90多名行贿人的相关资料收集、整理成册,选择情节恶劣的17人列入“行贿人黑名单”,推出了建筑行业行贿人资料库,以此向有关单位提供以行贿记录查询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咨询服务”。按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的规定,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包括:因行贿罪被法院判刑的;虽未被判刑,但行贿数额巨大,超过5万的;检察机关已掌握其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代或拒不承认的等。按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的规定,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如果连续5年没有行贿记录,名字就会从“黑名单”上消失,结果不具强制性。

  此外,湖南、陕西等省份也有类似“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这一制度在相关实践中面临较大阻力。毛昭晖称,宁波北仑那次改革由检察院来推动,但是纪委、组织、法院等重要部门没有参与,效果不理想。以往,很多行贿者为逃避“行贿人黑名单”的惩罚,往往采取“换马甲”“偷梁换柱”等方式加以逃避。比如,有的老板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换成妻子或子女等特定关系人,自己躲在幕后,有的甚至将公司注销,重新注册新的公司。

  上述纪委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换马甲”有两层含义:如果真正的行贿人“退居幕后”,内部层级多,查处起来非常困难,面上的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操纵者是谁。其次,目前多个案例显示,腐败领域已经渗透到金融领域,行贿人通过金融工具进行操纵变现,这种变相行贿手段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这对于目前普遍缺乏专业经验的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人员来说,查处起来非常困难。

  毛昭晖称,这次中央六部门联合发文,说明在试图找到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会有利于统筹反腐败力量和技术手段,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在反腐败中被应用后,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找出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间的关联性,有效打击行贿者的“换马甲”行为。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助理研究员罗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查办行贿类案件时,在操作和认知层面都还面临一些难点。目前,惩处行贿行为的协作配合机制不完善,现在纪检监察机关主要是对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进行查处,在对行贿人查处方面,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还需要加强。普通民众甚至有些党员干部对行贿的危害性认知不够,很多人认为花钱送礼找人办事没什么错,特别是对一些行贿未遂者更是认为没错。

  有学者主张,面对行贿者,领导干部不能仅仅将其一赶了之。根据《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犯行贿罪。因此,行贿人已经带着行贿物品见到了行贿对象,并明确表达了来意,已经构成了行贿犯罪,这时,领导干部应该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行贿者的行贿行为)。这样的话,才能有效打击行贿行为。

  罗星还表示,目前,在查处行贿者方面,要想取得实效,仍面临一些问题:部分行贿人用现金行贿,且是“一对一”形式,隐蔽性强,给取证带来不小难度。还存在“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情形,即一个案件出现“一个行贿人向多个受贿人行贿”或者“多个行贿人向一个受贿人行贿”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使得办案人员在核实证据时耗时长、过程复杂,取证难度大。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5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朱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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